摘要：此外，称之为团体规章也可与党内法规、国家法律相区别、相并称。 ...
但那些情形下，法治所产生的功用不能够作为选择法治的正当理由。
行政机关为满足一方需求，必然要牺牲另一方的部分利益。该书于 2005 年再版(Matthias Schmidt-Preu?, Kollidierende Privatinteressen im Verwaltungsrecht, Duncker Humblot,2. Aull.,2005)，但主体内容没有变动，只是附加了后记。
例如在联立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在相关民事诉讼无法较好解决争议的背景下，应强化行政诉讼对于私人利益的保护。以自由等价和人格主义为基础，以水平私益冲突为核心，普罗伊斯建构了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判断公权利的利害调整模式。立法机关应关注行政活动可能涉及的各种利益，就冲突私益的具体情形设置权利保护制度，为可能的冲突方提供公开的论争平台与公平的程序参与可能性。但考虑要求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其试图在脱离法规范及其构成要件的前提下，提炼出第三人公权利判断的一般性方法。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169号。
注释:[1] 关于公权利，学说上有公权利公法权利主观公权利主体公权利行政法权利行政法上的权利以及行政法上的公法权利等不同表述。迄今，我国司法裁判大致确定了有关公权利理论的下述规则：(1)只有公权利遭受侵害时，才能承认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进而肯定其原告资格。(37)陈金钊：《法源的拟制性及其功能——以法之名的统合及整饬》，《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
在成文宪法的国家，是否存在不成文的宪法规范，是近年来宪法理论中饶有兴味的问题45。更多生效的法典将提供更加丰富和系统的法律规范，进而为法律方法的运用提供更加全面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方法的整体研究因为《民法典》而获得了更有力的推动。(84)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算法解释权：背景、逻辑与构造》，《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
⑨陈金钊：《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100)陈肇新：《通过法律议论回应司法中的政策——以二阶证立理论的困境与超越为线索》，《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2期。
有学者反思了法律解释的普遍性47，还有学者关联了诠释学与法律解释48，认为应当以诠释学为基础，采取功能主义解释论立场49。(30)孙海波：《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论反省》，《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①陈金钊：《法典化语用及其意义》，《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还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153。
《民法典》首章集中规定基本原则的立法例，使我国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领域中形成了前有基本原则、后有概括条款的特色立法构造128。法教义学体系具有融贯化和动态化特质，是一种弱意义上的科学⑦。(62)戴津伟：《法律解释方法的思维要素构造及其协调应用研究》，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2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20年，第190-206页。(四)法律论证、法律修辞及法治话语在法律方法论体系中，法律论证的基本方法包括逻辑方法、对话方法和修辞方法。
对于植根于法教义学的法律方法论而言，法典化进程的提速对法律方法的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不断丰富、系统的法典提供了更加完备全面的规范依据。二、法律方法理论体系：法典化影响下的新趋势与新动向(一)法律发现与法律渊源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说，司法过程需要基于法律渊源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而法律渊源的确定需要一个寻找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法律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化时代的法律方法研究依然有着用武之地。(19)安恒捷：《司法克制的法律方法分析——以美国法判例为线索》，《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138)姚辉：《民法适用中的价值判断》，《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另外，还有不少成果聚焦于司法推定问题，尤其是在部门法视野内展开更加精细的分析。(126)阮晨欣：《法益衡量视角下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的法律限度》，《东方法学》2020年第5期。(168)魏东：《刑法解释方法体系化及其确证功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6期。尤其是部门法法律方法，将会深度参与到法典化进程之中。广而言之，对民法解释选择问题的分析，须从识别对象、理解对象以及对理解的表达三个环节依次展开137。
(93)纪格非：《论法律推定的界域与效力——以买受人检验通知义务为视角的研究》，《现代法学》2020年第6期。对于前者而言，有学者认为，法律解释规则为法律解释过程提供了精细化的操作准则55。
(103)李晟：《作为社会共同体建构技术的法律修辞》，《法学家》2020年第3期。对于法律渊源的总体定位，有学者强调了其拟制的特征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37。
应当限缩利益衡量的适用范围，并在国民预测可能性范围内进行119。(125)颜冬铌：《征收中公共利益司法判断的新路径》，《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2期。
(151)李永军：《婚姻属性的民法典体系解释》，《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同时，法理思维不仅需要接受法治之理的约束，还包括对逻辑思维规则的尊重和运用，需要在依法办事的思维中介入批判性思维18。有学者认为，《民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范，为生态环境公益的民事救济提供了实体法基础，但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构建还有赖于单行法145。(82)任懿：《我国〈法律解释法〉制定的意义及路径》，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6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170-182页。
(41)雷磊：《习惯作为法源？——以〈民法总则〉第10条为出发点》，《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在强制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运用修辞的空间105。
(11)张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兼论与社科法学的沟通》，《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124)孙丽岩：《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利益权衡——从与刑事制裁公开的对比角度》，《政法论坛》2021年第6期。
司法者可以参考内在渊源和外在渊源66。有学者解释了法律教义的创制过程并认为，该过程可以揭示其背后的实践逻辑12。
(145)徐以祥：《〈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范解释》，《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134)崔建远：《合同解释规则及其中国化》，《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法的渊源指的是法律论证过程中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规范基础(裁判依据)的来源38。(147)孙大伟：《公平责任依法适用之解释论——以〈民法典〉第1186条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8期。
(34)宋菲：《基于法律方法的裁判理由建构》，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3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21年，第223-234页。从历史上看，法教义学经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奠定雏形，并由理性自然法学说提供方法论基础⑥。
⑦雷磊：《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通过中央授权将地方的自我供给部分纳入法定司法解释制度体系的有限授权模式78。
(162)陈兴良：《注释刑法学经由刑法哲学抵达教义刑法学》，《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54)贾占旭：《法律解释共同体实践生成的程序法路径》，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4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21年，第124-134页。
